它从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
往回倒几十年,鲍勃·迪伦把民谣插上了电,台下嘘声一片。可就在同时,台北的淡江大学,杨弦弹着吉他谱了余光中的诗——那场演唱会后来被称作“现代民歌运动的起点”。说实话,那时候的歌,文学性真强,不像现在,动不动就“我流浪到远方”。远方…你们到底谁真去过远方?
那些年,我们在地铁口听过的声音
2005年左右,北京地铁站里总有几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。唱一首自己的歌,面前打开的琴盒里散着几块零钱。有人唱得泪流满面,路人匆匆而过。我见过一个哥们儿,唱的是:“我的房子在昌平,房租八百五,楼上住着个画家,他总在夜里哭。”——多直接的词啊,直接到你觉得被什么东西剜了一下。 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红了。宋冬野的《董小姐》被左立在选秀节目里翻唱,一夜之间,人人都爱上了“没有草原”。可你们知道原版里,他那句“爱上一匹野马”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吗?那种无奈感,被综艺修音修得干干净净。 但民谣不就该是这样吗?粗糙,有毛边,像手工打磨的木器。周云蓬看不见,他的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却看得比谁都清楚。赵雷还是那个在“赵雷不红,天理难容”的呼喊里写了《我记得》的人——他用一首歌穿越了母亲的前世今生,我第一次听的时候,在办公室里背过身去擦了擦眼睛。
商业化是毒药,也是春药

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民谣?
